在中国，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您最常用的中国 App 是哪个？
严博禹博士：我最常用的两个重要 App 就是微信和支付宝。支付宝既可以用来付款，也可以用作智能门禁。我还可以用它扫码租借共享单车或者叫出租车。
库特 · 施威格：我已经很久没有带钱包出门了。除了微信和支付宝，我最常用的还有手机导航软件。它可以准确地告诉我车牌的限行区域，非常可靠。
彼得 · 舍费尔博士：在中国，我与本地人交流时会用到一个翻译 App，通过它我们可以直接对话，很有意思，也很不可思议
这些 App 都只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冰山一角。此外还有哪些变化正在发生呢？
严博禹博士：越来越先进的联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从去年秋天开始，中国的各大主要城市都已全面配备了 5G。另一个例子是，汽车解锁正越来越多地用到面部识别功能。毕竟，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使现有技术和应用更加方便用户。
施威格：就汽车研发来说，5G 对于自动驾驶等技术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初创公司都正致力于实现这方面的突破，制造机器人出租车或自动驾驶汽车等。保时捷工程公司所在地位于嘉定，那里有占地 30 平方公里并全面配备 5G 基础设施的测试场地。目前，中国已允许自动驾驶汽车在公共场所行驶，我们每天都在对此技术进行测试。
舍费尔：有一点很重要：在中国，车辆与基础设施之间的通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上面提到的 5G 技术能够用于驾驶辅助系统或自动驾驶领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潜能。中国在这方面实现了迅猛发展，这里的客户同时也需要这样的全新解决方案。
严博禹博士：另一个重要议题是电子元件。目前，全球市场的芯片严重短缺，这也是中国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自主生产芯片而更加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原因所在。因此，中国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发展出自己的科技，从而对芯片形成具有中国市场特色、西方世界无法轻易满足的技术要求。
在您提到的这些发展中，政治起着怎样的作用？
严博禹博士：中国政府通过五年计划确定了整体框架条件。要知道，如今的一个五年计划就类似于一个企业战略。它确定了战略目标，而目标的执行最终是落实到各个政府机构、省市以及企业。这些目标的实际执行情况会相应地影响企业负责人或党委书记的考评，因此是非常重要的职业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也大概能理解这里办事的高效率了。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有三个要点对我们而言很关键。第一：中国希望加强国内购买力，尤其是提升高端领域的需求。同时，他们希望开放和吸引海外投资并增加出口。这些都表明了同一个趋势，那就是与西方技术脱钩，更多地依靠自身发展。第二：中国设定的目标是：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第三：中国政府希望更进一步推广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这些领域内的市场领导者。
施威格：中国与西方标准的脱钩的决心，在电动汽车上就可见一斑，比如中国特有的充电技术标准。同时，政府对国产电动汽车的大力支持也很明显，比如为该领域的初创企业提供资助。此外，为了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激励措施，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策方面的，比如将来市中心可能只允许电动汽车行驶。
中国的社会也在发生变化。您对此有什么感受？
严博禹博士：我们的客户现在平均年龄为 35 岁，其中近一半是女性。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在5 年到 10 年后，大多数保时捷买主将是 Z 世代，也就是出生在 1995 年至 2010 年之间的年轻人。全世界的这一代人都是在数字化中成长起来的。对这些年轻的中国人来说，持续联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有一点可能是中国特有的，那就是这一代人已经无法想象不景气的日子了。日益繁荣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在高端和奢侈品消费备受崇尚的大环境之下。强劲的经济增长，当然还有政府成功应对新冠疫情的事实，加强了这一代人对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好体制中的信念，这点无疑保障了未来的增长和消费。
“保时捷工程上海公司在针对中国市场的功能研发和测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Kurt Schwaiger
这将为汽车行业带来什么影响?
舍费尔：年轻消费者习惯了智能手机的数字化功能，因此也期望汽车能够提供同样的便利。此外，总体上我们也正经历着发展趋势和科技的快速变化，Z 世代将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间隔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我们在此面临的挑战是要保持灵活和敏捷，以能够顺应这些趋势。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缩短创新周期。深入本地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深入了解中国客户，不断开发和尝试各种新技术。我们在上海的分公司为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们正在这里研发未来智能和网联汽车的数字汽车技术。
严博禹博士：我们必须要保持对 Z 世代客户的吸引力。这意味着要密切关注当前发展，并迅速采取行动。保时捷工程公司和保时捷数字公司的合作非常重要，因为市场目前的最大需求正是来自于数字领域。
目前，汽车行业的三大流行趋势是电动汽车、互联和自动驾驶。可否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
严博禹博士：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池电动汽车市场，目前电动汽车的注册量已超过 150 万辆。其中约 50% 其实是驾驶空间稍大的四轮电瓶车。但即便是这类车型，现在的趋势也是向 C 和 E 细分市场（紧凑型和中高档）中的较大车型发展。新款车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高度数字化的标配：从面部识别、自动泊车到一些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十分必要的功能，比如散热器和车尾处的夸张灯光，或是内部的个性化颜色和照明概念。
施威格：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人学会了制造高品质的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已经开始自主研发他们的标准组件。下一阶段涉及与基础设施密切联网的智能电子系统。中国的趋势显然正朝着互联网汽车的方向发展。
保时捷将如何应对这些趋势和挑战？
严博禹博士：未来我们将会在自己的流程中更早、更多地考虑到来自中国市场的要求。我们在中国本土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将这些信息运用到我们与保时捷工程一起在当地进行的研发和测试中。毕竟我们无法在德国开发适用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产品。
“我们在中国本土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将这些信息运用到我们与保时捷工程一起在当地进行的研发和测试中。” Dr. Jens Puttfarcken
保时捷工程在中国采取怎样的战略？
舍费尔：我们与中国客户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我们在当地的分公司已成立了 20 多年，因此非常了解中国市场，并且能将这种了解与我们在汽车和软件开发方面的专长相结合。我们正在不断扩展与中国企业以及保时捷股份公司中国地区的合作，以满足比如互联驾驶、智能软件解决方案等创新驱动力的要求。在我们看来，我们是将魏斯阿赫研发中心与中国业务相连接的纽带。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帮助保时捷汽车实现满足中国市场要求的特性和功能。
施威格：保时捷工程上海有限公司致力于为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以及包括保时捷在内的大众汽车集团开发各种解决方案。在嘉定区安亭镇的分公司总部，目前大约有 100 名工程师负责电动汽车领域的研发。未来我们还将开发更多针对中国市场的数字功能，比如将微信或支付宝等移动设备的功能集成到汽车中。此外，我们也在全力研究高度自动驾驶，它的研发和测试只能在当地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中进行。
严博禹博士：对我们来说，这是很理想的条件。保时捷中国承担着将我们的汽车向市场推广的任务，为此我们也需要保时捷工程在中国的技术专长。这样的合作非常可贵，让我们能够满足当地市场的要求和愿望。我们打算在未来进一步加深这种富有成效的合作。
也就是说，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和测试是必不可少的？
严博禹博士：是的，因为这里的交通规则不同，而且在汽车驾驶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有很多高架桥，有时候先要开到最右侧才能左转。这些情境都只能在实地进行测试。 施威格：而且，中国不允许将地理数据或视频数据带到国外。因此，保时捷工程上海公司在针对中国市场的功能研发和测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到 2030 年，中国的汽车市场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严博禹博士：整个汽车市场将继续以可观的速度增长，上牌的新车数量在未来几年内将增加到 3,000 万辆。高端和豪华车型细分市场的表现可能比整体市场情况还要好。同时，电池电动车的性能将会大幅提升，因为它们有利于实现数字互联和数字服务。鉴于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己经与互联网密不可分，这是汽车制造商将自身产品与客户联系起来的最佳方式。
“我们非常了解中国市场，并且能将这种了解与我们在汽车和软件开发方面的专长相结合。” Dr. Peter Schäfer
与科学界的合作对保时捷有多重要？
施威格：非常重要。保时捷工程与同济大学有着长期的合作。2018 年，我们举办了首届同济保时捷工程研讨会，汇聚了中国汽车行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的研讨会只得延期举行。我们也为同济大学的大学生方程式 DIAN 车队提供技术指导，帮助他们研发电动车参加 FSC 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此外，我们的专家还定期在同济大学举办讲座，让学生们有机会了解最新的行业发展。最后，我们还设立了研究智能和联网汽车的教授教席。在与保时捷中国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与同济大学建立了一流的合作关系，双方互享经验、促进科学和教育发展并推动技术进步。
在采访结束前，还有一个私人的问题：您在中国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严博禹博士：在中国，美食几乎像是一种宗教。所有食物都是精益求精，味道非常好。在上海，我特别喜欢吃小笼包。全中国的话，我最喜欢的是川菜，喜欢它辛辣的口味和丰富的层次。
舍费尔：中国菜丰富多样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我最喜欢的是各种各样的蔬菜，每一次品尝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施威格：中国的分享文化特别吸引我。吃饭总是指大家一起吃饭。我很喜欢这种开放的方式，它能够促进交流和对话。
版权信息
文：Jost Burger
图：Yolanda vom Hagen、Martin Stollberg
原文最初刊发于《保时捷工程杂志》第 2/202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