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

罗尔先生，您喜欢过生日吗？ 

不喜欢。对我来说，荣誉、名利都是一种负担。每次拿到奖杯的时候，我都觉得不舒服。更何况，我的生日也没什么好庆祝的。

回顾过往：在 75 年漫漫人生路中，有什么对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什么是不那么重要的？

我觉得，我离开行政岗位，转而投身到赛车运动的这个决定，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当时想知道，我是不是只是在做赛车的梦，但没有赛车的命。能不能赚钱，这点反而不那么重要。整个职业生涯里，我对钱从来都不怎么感兴趣。

您还知道您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来的吗？当时又把它花在了什么地方呢？

当然记得。我做学徒的时候，每个月赚 365 马克。从这个薪水当中，我存了 360 块，就是为了买我的第一台车。我也不太需要剩下的那 5 马克，因为我从来不去饭店之类的地方。我的生活就是工作，空闲的时候就去运动。我省吃俭用，直到我买到了一辆二手保时捷 356。那时我 21 岁，一心只想买保时捷，因为保时捷经久耐用。这是我大哥跟我说的。因为如果是一台容易坏的车，那个维修费用我绝对承担不起。

您当时是怎么与保时捷展开第一次职业层面的接触的呢？

那是在 1981 年。梅赛德斯当时临时决定取消参加世界拉力锦标赛。不过我还是拿到了报酬。当时保时捷负责研发的董事会成员赫尔穆特·博特 (Helmuth Bott) 打电话跟我说：“罗尔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请您为我们打比赛。”我当时就同意了，并衷心希望保时捷能打入世界锦标赛。后来，我在德国锦标赛中开了一辆 924 Carrera GTS，最后参加了唯一一场世界锦标赛，也就是圣雷莫 (Sanremo) 拉力赛。如果我当时在那场比赛中驾驶 911 SC，并赢下比赛，说不定保时捷就能入选世界锦标赛了。但当时 924 Carrera GTS 的传动轴断了，我们不得不退出比赛。所以我不得不为 1982 年的比赛另寻一个团队。不过，十年后，我最终还是为保时捷开赛车，并成为了保时捷的一名试车手。

现在我们话题从 1981 年跳到千禧年之交。千禧年出品的 Carrera GT，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参与这款超级跑车的研发是我有生以来最开心的工作任务之一。我是非常幸运的，能够从一开始就参与这台车的整个开发过程。万事开头难，我们当时需要克服许多挑战。 

我们知道，Carrera GT 这台车在 2003 年到 2006 年之间产于莱比锡。而您又是怎么与莱比锡产生联系的呢？

莱比锡保时捷工厂举行开业仪式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温德林·维德金 (Wendelin Wiedeking) 是个很有远见和魄力的人，敢想敢干，直接在一片绿地上从无到有，打造了一家全新工厂，这一点我非常欣赏。说到 Cayenne，对于像我这样真正的保时捷车迷来说，一开始的时候，Cayenne 给我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我当时作为管理人员参与到了研发当中。后来，我也开着 Panamera 和 Macan 这两款车型上了纽博格林北环赛道。保时捷能够成功将跑车的基因移植到两款 SUV 和大型轿车上，这一点确实让人佩服。这三款跑车现在已成为各自领域的标杆之作。

如果您现在，打个响指就能改变自己身上的一个特质，您会想改变哪个呢？

我希望我自己能有更多耐心，那么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更加轻松一些。比如我开车的时候，看到远处有一辆卡车，我就会觉得很不爽，因为这台卡车挡我路了。 

别人会对您有很多看法，其中会不会有一些您觉得特别不对的呢？

任何看过 20 世纪 80 年代拉力赛视频的观众，可能都会看到，那个时候我们以 150 千米/小时的速度，非常近距离地从观众身边飞速驶过，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强硬粗暴的人。但情况恰恰相反。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能让我夜不能寐，这一点恐怕没有人能想到。现在，回看这些老视频，我自己都会感到震惊。但那时候的拉力赛就是这样。幸运的是，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谁或什么东西，能够给您带来前进的动力呢？

任何出色的人，都会让我动力满满。比如当我看到一位出色的滑雪运动员，或其他优秀的运动员的时候，我立即就会想到：我必须要去训练，让自己更强健。 

职业生涯中，您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刻是什么？

那是在 1980 年，早上八点，我们从拉图尔比 (La Turbie) 的最后一个服务点开车到摩纳哥，开了 10 千米。清晨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我也实现了我的人生目标：赢得一次蒙特卡洛拉力赛 (Rallye Monte Carlo)。当时我还从未想过能赢下欧洲或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呢？

对我来说，健康与和平是相辅相成的。这场疫情再次向我表明，身体健康是多么的重要。此外，我能够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安稳生活 75 年。这种和平本身就非常宝贵。